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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贵霜帝国的衰弱，印度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。克什米尔也由地方贵族统治，如卡尔科塔王朝（约625-855年），这两百余年间克什米尔经济文化兴盛，国王拉利塔迪亚扩张领土，兴建寺庙和灌溉工程。这一时期，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教和佛教并存，艺术与建筑（如马尔坦德太阳神庙）达到高峰。公元10世纪起，印度教湿婆派在克什米尔兴起，取代佛教的主导地位。这期间，克什米尔与邻近的中亚、西藏等地贸易频繁，文化交流活跃，可以说，克什米尔是南亚大陆与印度文明同外界联络的窗口。
随着帝国连年征战，财政入不敷出，加上英国殖民者开始进入印度，18世纪以后，莫卧儿帝国名存实亡，克什米尔的分离主义再次兴起。克什米尔的总督先是向统治阿富汗的艾哈迈德·沙阿·杜兰尼国王求救，后者出兵将克什米尔纳入自己统治麾下。与此同时，旁遮普地区的锡克人势力也开始逐渐壮大，在19世纪初期，锡克人赶走了克什米尔地区阿富汗国王，将克什米尔纳入锡克帝国的统治范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锡克帝国于19世纪30年代向处于西藏控制之下的拉达克地区进军，彼时的清朝驻藏大臣拒绝发兵援助，拉达克地区就此落入克什米尔统治者的势力范围之内，锡克帝国的扩张野心，为后来印度与中巴两国的边境冲突，埋下了一颗暗雷。
就在此时，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影响力日渐深远，印度在英帝国诸多殖民地中，号称“英王王冠上最闪亮的明珠”，可见英国对印度的重视程度。在殖民印度之际，英国采取了直接统治与分而治之相结合的方式，前者即直接将印度视作国王的私产，并且派出总督直接管理，后者是在印度拉拢一些王公贵族，建立土邦，直接听命于英国的统治。而锡克帝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地方强国，与英国的殖民利益背道而驰。恰好锡克帝国此时陷入激烈的内斗之中，一位名叫古拉伯·辛格（他是一名印度教徒，锡克帝国采用的是宗教宽容政策，并不是印象中的锡克教与印度教极端对立，水火不容）的地方官员，渴望借助英国人的力量，加强自己对所在地区的控制力。就这样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与古拉伯·辛格里应外合，击败了锡克帝国，锡克帝国只得承认克什米尔地区的独立地位。英国人扶持古拉伯·辛格成为克什米尔的大君，确立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主权地位。统治克什米尔的大君是印度教徒，但人口在这一区域的占比近八成，大君也习惯于盘剥底层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克什米尔地区的宗教与阶级矛盾愈演愈烈。
国大党创立之初，被广泛认为代表了印度教徒的利益，社区感到自己被日渐边缘化。1906年，联盟在达卡（今天的孟加拉国首都）建立，一开始主张保护在印度的的政治、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的权益，推动在殖民政府中获得代表权，在立法机构中获得单独席位。1930年，联盟提出“两民族理论”，主张英属印度境内的印度教徒和是不同的民族，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，这就是巴基斯坦的构想。国大党与联盟的主张，决定了独立之后的印度，必然会演变成两个独立的国家。
英国政府除了确立印巴分治且独立之外，还对土邦进行了特别关照。规定土邦在独立之后，具有自主选择权，可自由选择加盟印度或者巴基斯坦任意一方，也可以选择独立建国，怎么抉择基于两个主要因素：地理相邻性和人民的意愿。国大党一开始对这个议案并不满意，强调任何土邦独立都是非法的，土邦必须被纳入印度整体的框架。联盟的代表真纳则赞成土邦自主选择的方案，他认为维持土邦的自主利益，与巴基斯坦独立建国，在法理上具有相似的合理性，这样可以使得巴基斯坦的独立建国，赢得更多支持。
就这样印度与巴基斯坦爆发第一次印巴战争。1948年，联合国介入，促成停火，划定临时“控制线”，将克什米尔一分为二：印度控制约2/3地区（查谟、克什米尔谷地和拉达克），巴基斯坦控制约1/3（称为“巴控克什米尔”或“自由克什米尔”）。联合国建议通过全民公投决定克什米尔归属，但因双方无法就公投条件达成一致，公投从未举行。印度方面始终认为哈里·辛格大君签署的《加入书》是克什米尔并入印度的合法文件，巴基斯坦方面则坚持根据民族自决原则，克什米尔应当加入巴基斯坦。双方就这一问题，大半个世纪以来爆发多次冲突，克什米尔问题，无疑是印巴关系的命门。
从历史渊源的角度看，克什米尔问题是殖民时代的遗留问题，其多元的文化、成分驳杂的民族以及历史上长期受多方势力的影响，多种宗教势力在此地混居，都加剧了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的复杂性。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，克什米尔问题，已经成为了印巴两国转移内部矛盾，增强凝聚力之际必打之牌。本轮印巴冲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就是印度莫迪政府在2019年废除了克什米尔自治地位，将其重组为中央直辖区。这是莫迪一以贯之的强化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施政方略。进一步激化了新德里中央同克什米尔地方主义者的矛盾，巴基斯坦方面自然也是非常不满。
回溯历史上的印巴冲突，克什米尔地方武装力量也往往成为暗藏的隐患。正如本轮冲突，印度方面指责向游客开火的武装分子受到巴基斯坦的庇护，巴方则予以否认，这样的罗生门事件导致的两国冲突，在历史上极为常见。克什米尔地区想要实现彻底的和平，印巴两国首先需要对民族主义叙事进行调整，淡化克什米尔地区冲突的色彩，同时在历史文件的合法性上，双方需要达成某种共识。只有这两个先决条件完成了，才有可能开展更深层次的对话，否则，任何协议，或许都仅仅是短暂的停火声明，冲突仍会卷土重来。
